以下是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教授何碧玉在研讨会上的演讲

　　说实话，我们并不是翻译家，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

　　翻译这个活动只是我们了解中国和帮别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尽管如此，从年代初到现在，我们分别或者一起翻译了个作家的作品，其中主要有沈从文的《边城》、《从文自传》和《水云》，巴金的《灭亡》和《随想录》（几篇），杨绛的《丙午丁未年纪事》和《杂忆与杂写》，京派与海派作家小说选（废名、沈从文、萧干、林徽音、凌叔华、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刘呐鸥、徐吁），池莉的《云破处》、《预谋杀人》、《你是一条河》、《太阳出世》和《看麦娘》，毕飞宇的《雨天的棉花糖》，余华的《兄弟》和《十八岁出门远行》（短篇小说选），还有一些台湾作家的作品（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杨牧）。这些翻译都是我们作为汉学家的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是怎样选择要翻译和出版的作品？虽然文学不需要文学本身以外的理由，我们却不能不考虑到它揭示社会的能力。一个文学作品起码在两个方面有无法替代的价值，就连最细腻的社会调查也永远望尘莫及：一是日常生活的体验，另一是对历史动荡和创伤的个人感受。池莉之所以受不少法国读者的欢迎，是因为她的作品使他们能深入中国人的私生活：普通市民的艰苦和平淡。

　　无味的生活《烦恼人生》，生育的经历《太阳出》，夫妻间的可怕秘密《云破处》，男性在当代社会受各方面压抑的可怜命运《有了快感你就喊》等等。至于文学阐述历史的功能就更不必说了：

　　好作家数不胜数！巴金的《随想录》和余华的《兄弟》即为其中的杰作。

　　既然翻译对我们来说是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特别重视注脚。

　　有些出版社怕注脚令读者厌烦，所以我们得费不少口舌才能说服他们接受注脚（出版社最怕两件事：一个是注脚太多，另一个是书名没有吸引力！）。我们倒觉得注脚对读者很有用。由我们翻译的《兄弟》

　　法文版一共页，包括页小字体排版的注脚。这部巨作所提及的不少政治概念对法国读者来说非常陌生。比如中学老师宋凡平突然间被扣上“地主宋凡平”的帽子：如果不加注脚，法国读者会觉得莫名其妙（本来个人成分与家庭出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还有，余华引用了很多毛主席语录或者六七十年代的口号标语，有的时候把它稍微改动一下或者放在不相干的背景里。除非你提醒读者，否则他们肯定不会懂得作者的暗示。有趣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中国读者也不太了解四十年前的事件，作者的暗示对中国读者也会越来越陌生。如果允许我们说得幽默一点，加注脚的法文版也许过一段时间会比原版更有参考价值！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会碰到哪些困难？应该说，翻译当代文学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作者还在：如你碰到什么方言或者什么暧昧段落的话，可以直接去问作家。翻译世纪年代或者年代作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当我们翻译穆时英之类的海派作家的作品时，几次碰到很难辨认的名字，如旧上海小商店的外国名字或者以当时不规范的方法标注的外国牌子的名字。我们就不得不写信向还在世的施蛰存先生请教。虽然中国有一个优秀的考证传统，可惜现代文学作品基本上没有校勘本，而且当代的版本笔误多得很，所以难得有可靠的文本。

　　至于加注的版本，除了鲁迅作品以外，几乎是一片空白。

　　恕我们冒昧建议，词典编纂者能编出更多对我们有用的词典，包括新词语词典和方言词典，也希望能看到现代文学专家编出更多的校勘本和加注的学术版本！

　　具体的翻译问题太多了，与会者的母语也多种多样，法国译者面对的困难对别人来说也许根本不存在，暂不多说（比如“你”可以翻成法文的或者，英文却只有清一色的翻译：you）。我们只不过要提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节奏：很多翻译理论家已指出译出节奏的重要性。节奏这个基本因素在《兄弟》和其它当代小说里的一些地方呈现出一个特殊的合乎传统的形式：同等音节数词组的排比。我们翻译这些句子的时候特别注意保存原来的节奏（就是长短一样的句子成分），偶然甚至稍微改变内容（当然不会闹到曲解原文的地步）。

　　为了加强效应，使法国读者明确感觉到原文的节奏，有时候也会加上韵脚，即使原文没有。

　　现在以我们作为两个文学丛书（Actes Sud 的《中国文学丛书》

　　和没有固定出版社的《台湾文学丛书》）主编的经验来说几句话。

　　我们尽可能实行“作家本位的政策”（politique′ auteur），就是说不是偶然地出版某作家的一两本作品，而是出版他的一系列作品，以便和他建立起长期联系。这个政策无疑有利于促进该作家在本国的名望。

　　一个外国作家被接受的情况和地缘政治条件有密切关系。法国有个朝鲜语专家曾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在法国几乎是“看不见的”，意思是它没有形象，在法国读者脑海中根本不存在。中国一向在法国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形象，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尤其是现在，中国无处不在，法国大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报导。

　　所以来自中国的任何作品都比较容易吸引记者和一般读者的注意。台湾文学相对被忽略的原因是因为台湾在法国读者头脑里的形象比较模糊：除了台湾潜舰案和最近几年的一些政治动荡以外，法国人对美丽岛的复杂历史知道得很少。此外，早就工业化和西方化的台湾社会在他们眼里缺乏异国情调。

　　中国的现实性有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出版社和媒体对灿烂的五四新文学的相对冷淡。更何况那个时代的作家在出版商的眼里有一个严重缺点，就是他们已经去世，不能受记者的采访！我们在年翻译出版的海派与京派短篇小说选今天会不会受到商业出版界的欢迎就很难保证了。这个赶时髦的趋向也是全球化的一种后果。文学代理人的制度已经普遍化了，代理人的工作就是把同一本书的版权卖给全世界的出版社，最有权势的出版商也抢着买下盼望中的畅销书的全世界版权。不光有名的作家成为竞争的对象，连后起之秀也经常以这个方式被炒作：比如某代理人会向您介绍一个娃娃作家，吹捧他（她）是一个文学现象，他（她）的作品即将翻成十几种语言。

　　在这个激烈竞争的氛围中，很难坚持独立判断。面对这样的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文学本身，不断大量阅读，挖掘出还未被重视的精彩作品。我们和一部作品是否发生共鸣，似乎应该是我们唯一的标准。